古玩之可贵，人尽知之。惟古玩之所以可贵，除少数人理解外，社会众生尽多莫名其妙。怀疑者有之，误解者亦有之。怀疑者以为，宝贵古玩乃系有钱阶级之傲行，或系名人之盲动，藉此鸣高，故为风雅。误解者以为，古玩之可贵只在年代，凡古物即可贵，而愈古愈可贵。其实皆非也。盖古玩之所以可贵者，其重要之原因有二：一为古玩之自身者，一为人为者。所谓自身之原因，即古玩本质之精妙，作工之优良，后世所不能仿作者。例如唐宋之书画，其造诣之精，后世任何努力所不能及；三代铜玉，其作工之精细，文字之纪录与后世考古有极大之裨助，其他各品无不称是。且均为中国文化与艺术之最高样本，可宝可贵，理所宜然。至人为之原因尤多，兹详述之如下：夫讲求古玩，本为无聊行为，以有用之精神，颠播陈死人之身后遗物，毫无裨益于之国计民生，社会之所不取，人类之所不能同情者。然几千年来永远为国人所乐道者，实系专制政体逼出之康庄大路，固属莫可奈何之举也。盖人类之脑筋，在有生之时，除睡眠呈休息外，余均必有所思。考人类之肢体，除睡眠呈安静外，余均必有所活动。中国四千年来，完全为君主专制，在圣君贤相、天下太平、四民乐业之时期，知识分子固可以畅所欲言、适所欲行。但翻阅四千年历史，圣君贤相之时有几？多数为黑暗政治时期也！昏君暴臣之政治下，愚夫愚妇固可以任受支配；稍有知识者，是非善恶之关，能无动于衷乎！岂知专制政体下，批评时局，谈论政治，岂止自身不保，九族均为之担忧。是文人士夫之脑筋，固不能任意所思也。至行径动作，尤受限制。除读书从政之外，即不准有所活动。今日社会所公认之一般高尚娱乐，如跳舞、赌博、集会、结社，在当时均视为妖行，非但为国法所不许，亦舆论所不容。万不得已，辟出好古之途径，以古玩为惟一之消遣妙品。次则，在当日专制时代，政治虽未必均上轨道，然一般官吏尚多畏于清议，其越礼非法之行为亦必多方掩护。即以清末之庆亲王，当时总理国政，权倾华夷，只以在汇丰银行存有百万两之私财，尚惧三麟公司之奏参，况其下焉者。如果年俸不及百两之官吏，十年之后拥有千两以上之房产地业，明晃晃摆在街上，非为御史所必参，亦为社会之所不容。古玩无定价，千元之物可以一元得之。为官吏者，藏有倍于其所入之古玩，亦为事理之所可行。故官吏均以收藏古玩为隐藏其实在富力之妙法。此古玩之所以可宝贵也。复次，官吏之升迁不定。在北京任职时，购置不动产业固为得计；但一旦外调，其管理及经营均费周章，而当时又无银号银行之设备。为商与民争利固限于国法，而金银之收贮又极不方便。于此无可奈何之中，始以收存古玩为变相之积财方法。再则，昔日苞苴谋事，虽为公开之秘密，但以现银交纳终觉难堪。其惟一之转换办法，即赖古玩为之解脱。如《官场现形记》所述之贿赇情态，确系当日之事实。如某缺卖价万元，求之者即以现银万元奉纳，非为缺欠雅相。且留有贿赇痕迹，遇有奏参，终属可虑。如卖缺者以不值一元之破铜烂铁，送至古玩铺，索价万元；而求缺者即以万元置留。如此转折，则受贿买缺之形迹悉泯。任何奏参、任何调查，亦不可得其犯法之实据。故古玩为昔日卖官买缺之媒介，官场中所必不可缺者也。且古玩为最方便之资产。按北京人最重体面，然缓急人所恒有，日用偶有缺乏，典当固失体面，即挪借亦欠堂皇，其救济之法，亦可以古玩行之。如某官缺洋千元，则以二千元价值之古玩送入古玩铺，声称已玩索无味、另得高品，请代为出脱；但索价万元为另购之件，尚短少千元，请求借给，斯此物绝不能卖出，但有此作抵，古玩商亦必乐予成全挪借，而不露穷像，法诚高矣。若以房产地业抵押借款暴露衰亡，古人深引为耻。此古玩之所以乐予收藏者也。再者，北京昔时为全国政治之总枢。全国重要官吏，其升迁黜陟完全操之北京之当轴。而当轴之喜怒禁忌庆吊礼往，监抚远在外疆，每易隔绝失时，且又不准如今日之设立驻京办公处所，明视朝廷之动静，然实则均能处理圆滑，中枢活动巨细俱悉所以然者，亦由当轴之收罗古玩，与古玩商时为接近，而外疆督抚暗托古玩商为之探听，为之周旋。而古玩商与朝臣之最易接近，对各朝臣之喜怒禁忌亦知之最详，故应酬亦能中肯。在民国以前，所有外省督抚藩臬，对京中一切应酬，完全由古玩商代办。其价值之多少，物品之如何，本人概不知晓，不过年终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。故全国重要官吏，无不以购买古玩结纳古玩商为进身保禄之阶。尤且在专制时代，官吏之行动最感困难。结党组会固易贾祸，即饮酒赋诗亦每启罪端。。既可以消遣，复可以增风雅。故以前官吏每于公余之暇，麇集古玩商肆。因此重要消息，权贵活动，多为古玩商所深悉。而一般谋差求缺之辈，必于古玩商场求出路。不精熟于古玩，能于官场中立足耶？甚且科举时代，只重考试，不计资历。每有赤贫之士，三元联仲，平地起雷，其候缺谋干应酬之需，亦大需资财，贫穷士子自给维艰，安能筹谋及此？遂有古玩商代为包办，一切需费均由古玩商垫付，只于将来得缺后，由古玩商派一账房，本息照收，否则即得缺亦无力到任。故一般有希望之士子，必重视古玩，方能结纳古玩商铺。此古玩之所以受社会重视者，亦一原因也。又且京师之内，昔日并无银行，即银号亦为数有限。外官发财之后，每辇重金来京营谋升转。其中指日成功者固有，但静候三年五载者亦所恒见。“长安居大不易”。故多数每将带来之款，存于古玩商铺，取息以为日用之需，或曰：存钱号生息可也，何必存之古玩商号？殊不知外官来京，已为御史所注意，如常与钱号往来，其必设法陷弄，乃定然也。应酬送礼固为国法人情所不禁，与古玩商交往当无人可指责。故外官来京，无不以讲求古玩，结纳古玩商人为要事。此古玩之所以为社会所重视者，此亦一要因也。其他原因尚多，此不过荦荦大者。总之，收罗古玩为昔人之消遣方法，为昔人之积钱方法，纳贿方法，救急方法，升官谋缺之方法，进身保禄之方法，重要官吏无不赖古玩以生发。古玩之重要，自系当然之结果。故古玩除自身固有之价值，又益以人为之价值，此其所以可宝贵也。今虽时异势非，然古玩本质之价值并无变易，即人为之价值亦大体无殊；且因数量之日削而好者之日增，供不应求，又产生其新有之声价，此其所以愈可宝贵也。